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被称为牙买加体系或美元本位制，其核心特征是美元在其中扮演着最重要国际货币的角色。由于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因此全球投资者对美元价值的信心在于他们认为美联储会实施负责任的货币政策，通过控制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来间接地保持美元汇率稳定。因此，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被视为美元作为全球“货币锚”的核心。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渐形成并巩固以来，美元本位制在促进全球贸易、投资发展与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进入21世纪之后，尤其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元本位制的三大缺陷逐渐凸显。
一是广义的特里芬两难（Triffin Dilemma）。一方面，为了满足世界经济发展对国际流动性与清偿力的需求，美国必须源源不断地输出美元。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政府主要通过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输出美元。另一方面，为了保证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美国政府必须维持美元的购买力和汇率稳定。然而，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会导致美国海外净债务不断攀升。随着美国海外净债务逐渐上升，国际投资者会越来越担心美国政府通过美元贬值来降低海外净债务。这是因为，美国海外资产多以外币计价，美国海外负债多以美元计价，因此美元对外币贬值将会导致美国海外净债务下降。换言之，在满足全球国际清偿力需要与维持美元币值稳定之间存在两难选择。当前，美国海外净债务占本国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超过90%，达到历史性峰值。
二是美国货币政策的负外部性日益凸显。美联储虽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但由于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因此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显著影响。在美联储步入降息周期后，其他国家将会面临资本流入、本币升值、资产价格繁荣、外债增加的状况，而当美联储转而步入升息周期后，其他国家将会面临资本外流、本币贬值、资产价格下跌、外债压力骤增，一些基本面脆弱的国家就可能因此而爆发货币危机、债务危机甚至经济金融危机。尽管如此，美联储在制定其货币政策时，主要考虑国内经济金融因素，而并不会充分考虑其政策变动对其他国家造成的负面冲击。这恰如美国前国务卿康纳利的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三是美元武器化（US Dollar Weaponization）的倾向日益明显。换言之，美国政府利用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及美国金融市场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对特定国家实施定向金融制裁。例如，美国政府曾冻结伊朗、俄罗斯等国家的美元资产。又如，在美国政府的施压下，SWIFT将很多伊朗与俄罗斯的金融机构剔除在外，使其国际清算结算变得更加耗时费力。事实上，无论是美国国债作为全球安全资产的地位，还是SWIFT作为全球跨境支付清算体系的重要枢纽，这都属于全球金融体系的公共产品。美元武器化的趋势意味着美国政府利用上述公共产品来实现本国战略利益，这对于美国国债的安全资产地位以及SWIFT的国际地位都是一种难以逆转的损害。
特朗普2.0侵蚀美元霸权
虽然美元本位制面临上述缺陷，但在正常情况下，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是非常缓慢的。这是因为，一旦美元确立了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一旦全球居民与企业习惯了用美元进行计价、结算与价值储藏，那么美元就具备了制度惯性与网络正外部性，使得其他货币在短期内甚至中期内很难取代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除非发生一些意外事件，例如大规模战争、旷日持久的经济衰退等。
特朗普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美国总统，他的执政风格带有更多的单边主义、民族主义、孤立主义、交易特征与异变性特征。自2025年年初第二次上台之后，特朗普政府的很多做法，正在加速侵蚀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加快推动全球储备货币多元化。
第一，继2018年3月挑起中美贸易战之后，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4月推出了“对等关税”政策。特朗普政府实施“对等关税”的初衷，在于要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与经常账户逆差。一方面，“对等关税”能否真的降低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存在很强的不确定性，因为经常账户逆差等于美国国内储蓄投资缺口。如果美国国内的过度消费没有改变，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只会从一些国家转为另一些国家；另一方面，如果“对等关税”真的能够降低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这就意味着美国对外输出的美元流动性将会显著下降，而这将会逐渐削弱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此外，特朗普二度上台之后的减税政策、“大美丽法案”、美以伊战事等，均会加剧美国的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最终损害国际投资者对于美元汇率的信心。换言之，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将会加剧广义特里芬两难。
第二，特朗普在二度上台后，持续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施压，要求后者实施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支持经济繁荣与股市上涨，帮助前者赢得中期选举。尽管迄今为止鲍威尔基本上扛住了来自特朗普的压力。但随着今年内美联储主席换帅，下一届美联储能否继续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如前所述，如果美联储的独立性显著下降，那么这会从根本上损害美元作为全球“货币锚”的根基。
第三，特朗普2.0表现出更强的美元武器化倾向。例如，市场一度盛传的米兰报告就是明证。为了降低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美国会要求主要顺差国货币对美元显著升值（这就是所谓的海湖庄园协议）。如果顺差国拒绝本币升值，那么美国政府就会对这些顺差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进行强制性债务重组，降低国债收益率并拉长国债期限。从本质上而言，这就是赤裸裸的美国国债定向违约。又如，特朗普最近表示，对向伊朗提供武器的国家，美国将对其商品征收200%的关税。特朗普政府现在频繁将关税、金融制裁作为武器来威胁其他国家，而这从中期角度来看无异于自毁长城，最终得不偿失。
简言之，特朗普2.0的倒行逆施很可能导致美元国际地位在短期内以较快速度下滑，从而给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主要货币推动国际化提供了难得的时间窗口。例如，2025年4月以来，美国多次出现美股、美债、美元“三杀”的情况，这表明国际投资者正在集体减持美元资产。又如，近期美元资产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重已经降至几十年来的低点。
人民币国际化策略转变
自2009年中国央行开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在诸多维度取得显著进展。例如，人民币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国际结算货币、第五大国际储备货币。又如，人民币已经被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纳入SDR的计价货币篮，并在权重上仅低于美元与欧元。再如，在中国跨境结算中人民币结算占比已经超过50%，中国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规模重新突破1万亿元，且近期点心债与熊猫债市场发展异常火爆。
通过诸多指标来观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难发现，从2009年至今，人民币国际化呈现出鲜明的周期性。2009年至2017年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个周期，其中2009年至2015年上半年是上升期，2015年下半年至2017年底是调整期。2018年至今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二个周期，且迄今为止都处于上升期。人民币国际化的周期性既与一些短期的经济金融因素有关（例如人民币汇率的升贬值预期、中美利差的变化、中国与全球相对金融风险变化等），也与一些结构性因素有关。
在2009年至2017年，中国央行主要通过如下三方面政策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一是鼓励在跨境贸易与直接投资中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二是大力发展香港等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三是中国央行与其他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笔者将上述政策组合称之为旧三位一体策略。旧三位一体策略在第一个周期内明显助推了人民币国际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旧三位一体策略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与挑战：首先，该策略相对重视发展人民币的结算功能，但对人民币计价功能推动不足。但在帮助中国居民与企业降低汇率波动风险方面，人民币计价功能要比人民币结算功能更为重要；其次，中国香港等离岸市场的人民币容量有限，在提供人民币计价资产的种类、流动性与吸引力方面存在不足；再次，境外非居民持有人民币资产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汇率升值收益与利差，对人民币的真实需求不足。这就造成了，一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升值预期转为贬值预期，或中美利差收窄甚至反转，那么人民币国际化的诸多指标就会转为调整。
从2018年起，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入新的周期，中国央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组合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第一，开始大力推动发展人民币的计价功能，尤其是人民币的大宗商品交易计价功能。2018年3月，上海成立了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交易市场；第二，开始加大国内金融市场向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开放力度；第三，开始着力在中国周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内通过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产业链合作、直接投资方面的广泛使用，来夯实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真实需求。
上述政策组合可以称之为新三位一体策略。迄今为止，新三位一体策略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其一，上海人民币原油期货交易市场已经成长为继布伦特原油期货市场与西得克萨斯中油期货市场之后的全球第三大原油期货交易市场。其二，当前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境内人民币资产规模已经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人民币股票与人民币债券大概各4万亿元。其三，我们的经验分析表明，在一些共建“一带一路”与RCEP区域国家，人民币在其本币汇率定价货币篮中的权重已经超过欧元、日元与英镑，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货币，这表明这些国家有较强的意愿要稳定人民币与本币的汇率，从而间接反映出这些国家对人民币真实需求的增强。
把握时间窗口的三点建议
我们应抓住特朗普2.0加速侵蚀美元霸权地位的时间窗口，对新三位一体策略进行扩展与升级，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第一，同时推进大宗商品交易的人民币计价结算与中国企业主导的国际产业链全链的人民币计价结算。
一方面，应继续努力推动原油、天然气、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国际大宗商品交易的人民币计价结算。考虑到中国国内相关行业企业竞争激烈，市场集中度不高，在与境外大宗商品出口商进行价格谈判时，中国相关行业的企业不应各自为战，而应在相关行业商会的组织下，作为一个整体与境外大宗商品出口商进行谈判，一方面要求更高比例交易以人民币计价结算来降低汇率风险，另一方面寻求更加合理的进口价格。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应大力推动中国企业主导产业链的全链人民币计价结算。考虑到中国制造业企业更多在全球产业链上占据中下游优势地位，且中国市场作为最终市场提供者的角色也日益上升，因此，中国政府应推动在特定产业链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企业沿着整条产业链来推进人民币的计价结算：一是特定产业链上的中国企业应该联合起来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使用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尤其是可以从国内市场最终销售占比较高的产业链做起；二是将供应链金融作为推动全产业链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重要工具，作为产业链链主的中国企业应与金融机构合作，向全链企业提供人民币供应链金融产品，以此来间接推动产业链的人民币计价结算；三是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日益碎片化的趋势下，优先推动共建“一带一路”、RCEP区域内产业链的人民币计价结算。
第二，中国政府应向外国机构投资者提供更大规模的人民币计价安全资产，在人民币利率处于相对较低水平时，推动人民币负债型金融产品的国际使用。
中国政府应该加大在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发行人民币国债、人民币机构债（尤其是中国政策性开发银行债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尤其是北京、上海、广东等高信用等级地方政府债）的规模。加大提供人民币安全资产的力度，也有助于强化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
当人民币利率处于相对高位时，国际投资者更愿意持有人民币资产。当人民币利率处于相对低位时，国际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的动力有所减弱，但非居民以人民币举债的动机却因此而变得更加强烈。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海外人民币贷款规模、点心债与熊猫债发行规模均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换言之，在中国长期利率显著低于美国长期利率的背景下，推动人民币作为负债货币的国际使用可谓顺势而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第三，中国政府应大力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清算机制的发展，与此同时加快数字货币国际结算清算平台的建设。
自2015年10月，人民币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正式启动，迄今为止已经取得长足发展。不过，与SWIFT比较，CIPS的覆盖面依然有限，尤其是境外直接参与行数量较少。因此，CIPS未来的发展重点是扩展国际化网络与增强全球影响力，相关举措包括：一是吸引更多国际性银行加入，尤其是作为直接参与者加入；二是借助区块链等现代技术提高系统的安全、效率与透明度；三是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RCEP区域国家等的金融合作。
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通过多国央行利用央行数字货币搭建了可信互通的桥梁，形成独立于CIPS与SWIFT的跨境支付网络，能够实现更快速、成本更低和更安全的跨境支付和结算。该项目具有广阔的拓展空间与使用场景，并有望成为由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创新性跨境支付清算工具。中国政府一方面应推动mBridge项目得到常态化使用以及纳入更多的成员国（地区），另一方面应尽快拓展数字人民币2.0的境外使用场景，使其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型力量。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编辑：张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财经五月花”（ID：Caijing-MayFlower），作者：张明，36氪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