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7年在上海梅龙镇广场开出第一家店，大食代将“美食广场”的概念带入中国，巅峰时期在全国有40余家门店，成为初代商场餐饮的标配。
2026年6月15日晚上8点，大食代在北京的最后一家门店——东方新天地店，正式熄灯。服务台空无一人，墙上只剩下由北京市餐饮协会于2017年4月颁发的“北京美食广场第一品牌”牌匾。
大食代服务台里的牌匾 郑淯心/拍摄
在大食代的门口，公示着停止营业的时间。
停止营业的公示 郑淯心/拍摄
在现场，有商户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大食代还欠着他们5月份的营业额没结清，承诺6月25日打款。一位投入了三四十万开档口的商户望着自己不到十平米的小店说：“这店一关，老板的生意没了，员工也就地失业。”
自1997年在上海梅龙镇广场开出第一家店，大食代将“美食广场”的概念带入中国，巅峰时期在全国有40余家门店，成为初代商场餐饮的标配。如今的大食代，率先告别了北京市场。
最后时刻
6月14日晚7点左右，距离关门只剩不到两天。记者在大食代现场看到，偌大的就餐区只有不到十桌食客。
空旷的大食代 郑淯心/拍摄
部分档口已经提前关门，披萨、京味爆肚、淮南牛肉汤的窗口漆黑一片。仍在营业的上海生煎包、老北京小吃、山西刀削面、猪脚饭档口，菜品也已不全。
一家麻辣烫的商家告诉记者：“不补货了，卖完拉倒”。
菜品不全的商家 郑淯心/拍摄
记者随机采访了两桌消费者。一桌是附近超市的工作人员，趁着休息间隙特意来“缅怀”一下。另一桌食客则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选择了这里，只是觉得“美食广场选择多”。
对于这里的商户而言，关店意味着生计的中断。受访的多家商户表示，像麻辣香锅、米线这些门店，老板只有大食代这一家店，门店一关，生意就没了。“还没找工作。”一位商户说。
让商户们感到压力的是前期的投入。“别看地方小，装修加上入场费杂七杂八下来，这地我投了几十万元。”一位商户指着自己不到十平米的档口说。
在他们最关心的结款问题上，大食代采用的是统一收银、按月结算的模式，会扣除20%的营业额作为扣点，记者和大食代曾经的北区招商负责人及在场商户确认了这一金额。
“疫情后的生意越来越差，大食代的客流少了，我们的销售额自然也跟着下滑。”一位商户说完继续埋头备货，准备迎接最后一天的营业。他介绍，6月15日做完午餐就收拾撤店了，尽管大食代8点才闭店，但晚餐就不出餐了。
难以为继的商业模式
大食代是新加坡上市公司面包新语集团旗下的全资品牌，其主品牌面包新语已经退出北京。大食代是新加坡人郭明忠于1997年在上海南京西路梅龙镇广场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的新品牌。它的模式是在购物中心承租大片面积，分割成小档口，招揽各地小吃商户入驻，通过租金差价、统一收银和扣点返利来实现盈利。
2000年，大食代北上，在寸土寸金的王府井东方广场开出北京首店。彼时，国内购物中心初兴，餐饮品牌匮乏，大食代凭借其标准化的管理和异域风情的装修，成为商场争相引进的“引流利器”。记者在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看到不少食客缅怀大食代，称过去吃饭要抢座。
大食代前北区招商相关负责人刘宇回忆起那个黄金年代说：“早期根本不需要出去招商，坐在办公室，商家排着队来找你谈。”
那是大食代的高光时刻。公开数据显示，大食代在2016年前后，中国内地门店数量一度达到40余家。在北京，大食代入驻了富力广场、颐堤港等核心商圈。
刘宇就是2016年入职大食代的，但他却感受到了盛况之下的暗流，“入职时，情况就已经在转变了，我不能坐在办公室，得去外面自己找商户”。
这种转变背后是中国餐饮市场的巨变。随着购物中心日益成熟，餐饮从配角升级为主力，商场开始倾向于直接与品牌餐饮合作，以提升租金收益和客流吸引力。与此同时，一批标准化的连锁餐饮品牌迅速崛起，它们品牌响亮、管理规范，价格也更有竞争力。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的数据显示，国内餐饮连锁化率已从2020年的18%，提升至2026年的25%。
刘宇开始主动出击，寻找有潜力的街头小吃品牌。他曾把柳州一家螺蛳粉品牌首次引入购物中心，入驻大食代金地广场店。
“一开始他们干得挺好，挺赚钱的。”刘宇说，过了一两年，看品牌赚到了钱，大时代要求涨租金，螺蛳粉就不干了。这个案例是刘宇眼中大食代模式困境的一个缩影。
记者在 现场对比也发现，大食代在价格上已无优势可言。一份卤鹅饭的售价为32元，一碗麻辣刀削面要21.9元，一份两荤一素套餐的价格为33元。而在同一商场B1层，遇见小面招牌豌杂面储值价为19.5元，阿兰家牛肉面最贵的也不到30元。
与外卖相比，大食代的劣势更加明显。打开外卖软件，一份米线优惠后仅十几元。事实上，大食代商户很少做外卖，主要是以堂食为主，因为平台扣点叠加大食代扣点几乎让他们赚不到钱。
刘宇认为，大食代的二房东模式建立在租金差价的基础上，随着商场租金水涨船高，大食代的差价空间在缩小；若还按照之前的租金差价，商户又承担不起。不管怎么看，二房东的模式都难以为继。
迭代
大食代的退场，似乎宣示着传统美食广场模式的终结，但这个业态本身并未消亡，新的竞争者正在从另一个维度切入，重塑业态。
美团推出了“浣熊食堂”，将美食广场的逻辑搬到了线上：消费者可以单选一个商家，也能同时选购多个商家的餐品合并下单。与传统美食广场不同，浣熊食堂不做自营，只是提供基础设施，目前已在北京开设9家门店，客单价在30至40元左右。唐宫、全聚德、田老师红烧肉等连锁品牌已入驻。
此外，京东也推出了“七鲜美食MALL”，2025年6月在哈尔滨开出首店，是“品牌餐饮+特色食集+生鲜+线上配送”的一体化消费场景，消费者可跨店点单，由一名骑手统一配送。
刘宇说，新玩家的出现表明，消费者对于在一个地点品尝多种风味的“集合”需求依然存在。只是满足需求的方式，已经从大食代这种粗放的“二房东”模式，迭代为更精细化、品牌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新物种。
一位在海外美食广场开店的餐饮企业的中层称，美食广场这一业态在海外依然存在，原因在于文化与商业模式的根本差异。
“在东南亚，美食广场是居民日常饮食的核心场景，大家习惯了在外就餐、‘食阁’文化根深蒂固，”上述餐饮企业中层说，近5年，北美市场的美食广场的数量翻了一倍多，已经从单纯的快餐区进化为汇集本地手工美食、酒吧和娱乐区的社交空间。
（应受访者要求，刘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作者：郑淯心，36氪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