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年，中国千万级教育捐赠并不是一个平均分布的市场。
福布斯中国梳理了2023年3月至2026年3月高校、基金会及企业披露的数百条千万以上捐赠记录，在剔除超过数据考察期的累计披露与证据不足样本后，得到155笔来自亿万富豪或他们关联企业的有效捐赠，合计约334亿元。资金并非均匀流入教育体系，而是集中流向头部高校和长期基金平台。这种集中背后，不只是资金分布的变化，更是捐赠逻辑的改写：出资端正在由新经济资本接管，教育捐赠本身也在从一次性回馈转向长期布局。
在2026年上海交通大学130周年校庆的礼单上，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毓群刚刚追加捐赠的500万股股票市值约20亿元人民币，使其对母校的累计馈赠逼近34亿元；东方财富实控人其实划出4.5亿元股权，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夫妇注入价值1.3亿元的现金与股份，柏楚电子、睿远基金、华住集团创始人亦纷纷以亿元为单位标注对工科教育的虔诚 。
这场席卷中国顶尖高校的捐赠潮，正悄然重塑“慈善”一词在中国的语义边界——从传统的扶贫济困，转向对人力资本的长期押注。
这一转捩点标志着中国慈善生态的代际更替。回溯2010年代的福布斯中国慈善榜，捐赠流向的目录几乎等同于房地产开发商的项目清单：杨国强、孙宏斌等地产大亨的名字占据了榜单的前排，他们的善款多流向脱贫攻坚与基础教育设施。而我们最新统计的趋势显示，科技富豪已取代地产商成为高校捐赠的主角，且捐赠形态从现金转向股票，从感性回馈转向战略性的学科布局。曾毓群的捐赠明确指向“AI未来基石基金”，唐晔的教育基金锁定船舶、集成电路等“卡脖子”领域。
此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动因不容忽视。首先，新财富阶层的教育背景发生了质变：与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不同，曾毓群（上海交大1985级）、雷军（武汉大学1987级）、李彦宏（北京大学1987级）等科技新贵本身即是高等教育的直接受益者，他们对知识改变命运的路径有着近乎宗教般的笃信。其次，通过资助母校的集成电路与人工智能实验室，企业家们实质是在为产业链的安全与自主可控构建学术基础设施。此外，中国资本市场对股权捐赠的机制日益成熟，捐赠的权益及其分红、出售后的现金收益亦可更持续的支持科研事业发展，这解释了为何股票捐赠越来越成为科技富豪的趁手慈善工具 。
01 最慷慨的人
在155笔已公开披露的有效样本中，前五大捐赠者合计贡献了超过50%的金额，前十名则占到总额的62.8%。教育领域的大额捐赠并不是一个广泛参与的均衡市场，而是典型的头部驱动型结构。
按金额看，最突出的捐赠者是豪威集团创始人虞仁荣。为了创立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他在2023年至2026年间多次捐赠名下豪威集团股票，累计规模达98亿元，成为样本中金额最高的案例。其特点不是一次性的资金资助，而是从0到1投入一所研究型大学的长期建设。
雷军则代表了另一种更典型的校友反哺路径。2023年11月，武汉大学1987级校友雷军向母校捐赠13亿元现金，刷新当时全国高校单笔个人现金捐赠纪录。在此之前，他已通过奖学金、教学科研楼和专项基金等方式多次支持武汉大学。
曾毓群代表的是第三种模式：以股票为母校建立长期资金池。曾毓群与上海交通大学的捐赠关系始于2021年（宁德时代捐赠200万股股票设立“曾毓群教育基金”），在2026年3月，曾毓群再次通过厦门瑞庭向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500万股宁德时代股票，按当日市值约20亿元。相比直接现金捐赠，这种“股票+基金”的安排更强调长期性和可持续性。
如果看企业平台型教育慈善，比亚迪最具代表性。2024年底，比亚迪启动30亿元教育慈善基金，合作对象覆盖高校、科技馆和博物馆，资金主要用于奖学金和新能源汽车技术科普（比亚迪30亿元教育慈善基金在本文中按单笔计入，因其为一次性公告的整体承诺）。到2025年底，该基金已覆盖127所高校。与“捐给一所母校”的模式不同，比亚迪更多的是在把教育捐赠变成一项面向全国高校和工程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工程。
从头部样本看，中国大额教育捐赠已经分化出几种清晰路径：面向单一高校长期建设的投入，校友对母校的高额回馈，以股票和基金支持学校的资产型捐赠，以及由企业主导、面向更广泛教育体系的平台型慈善。头部捐赠者不仅贡献了大部分金额，也在塑造这类捐赠的主要模式。
02 校友们
校友捐赠仍是高校大额捐赠最稳定的来源。在可识别的样本中，校友直接捐赠约47.55亿元，另有约35.95亿元以公司、投资平台或基金会名义流入高校，但背后的实际决策者仍然是校友。两者合计约83.5亿元，扣除虞仁荣的单笔超大额捐赠后，占样本总额的35.4%。名义上的出资方在变，校友关系作为底层驱动力没有变。
从财富版图审视，制造业（含新能源、半导体等）合计贡献约172.3亿元，信息技术约27.11亿元，两者占总额过半。传统地产和资源行业在头部捐赠者名单中几乎缺席。这意味着中国高教领域的mega-giving（巨额捐赠），正从传统的老牌资本——地产大亨与资源巨头——向产业升级浪潮中受益最深的“new money”转移。他们是技术迭代的冲浪者，而非旧秩序的守成者。
头部院校正攫取捐赠蛋糕的不成比例份额。按近三年累计受赠额排名，前六名分别是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约98亿元）、上海交通大学（约33.58亿元）、天津大学（约18.61亿元）、复旦大学（约16.10亿元）、武汉大学（约15.10亿元）和深圳大学（约8.20亿元）。但排名相近不代表逻辑相似。宁波东方理工、上海交大与武汉大学依赖超级单笔的重磅捐赠驱动；天津大学则精耕校友网络，依靠群体性输血；复旦大学偏好将资金导流至特定研究项目，呈现出学术精准主义；而深圳大学更像本地企业利益共同体的联盟产物——一座被周边商业生态托举起的城市大学。同样是头部高校，有的靠个人，有的靠平台，有的靠生态。
03 如何捐钱？
从笔数看，现金仍是最常见的捐赠形式。在剔除累计披露后的155笔有效事件中，现金形式的捐赠共有98笔，占约63%。
但从金额和头部案例看，股权捐赠的存在感正在上升。数据中共有22笔可明确识别的股权捐赠，占笔数的14.2%，对应金额约162.17亿元，占总额的48.5%。更重要的是，股权捐赠的占比在近几年持续抬升：按笔数看，2023年为7.8%，2024年为9.4%，2025年升至16.7%，2026年截至一季度已达25.0%。
与此同时，大额教育捐赠越来越多通过教育发展基金会、专项基金等平台承接。公开的捐赠去向中明确包含“基金会渠道”的共有48笔，占笔数的29.4%，对应金额约230亿元，占总额的70.1%。
这意味着，教育慈善正在从一次性现金支持，转向基金化、长期化的资金安排。
04 未来的慈善
在美国，高校捐赠的头部集中用了一个多世纪才成型——哈佛大学捐赠基金规模超过500亿美元，排名前20的学校占据全美高校捐赠总资产的一半以上。中国的集中速度快得多：仅过去十余年，155笔千万级捐赠就已经勾勒出一个高度集中的资金地图。但两者的底层逻辑不同。美国的集中建立在成熟的校友捐赠文化、税收减免制度和专业化的捐赠基金管理体系之上；中国的集中目前仍高度依赖少数创业者的个人决策。这意味着中国教育捐赠的头部格局，可能比美国的更高效，也更脆弱。
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样本中几乎所有头部捐赠者都是第一代创业者：虞仁荣、雷军、曾毓群、王传福。他们的捐赠决策带有鲜明的个人特征——母校情结、家乡纽带、对特定技术方向的信念。这批企业家的活跃捐赠窗口大约还有十到十五年。一个尚未被回答的问题是：当创始人一代逐渐退出，中国教育慈善的头部集中能否持续？基金会的专业化程度、股权捐赠的制度保障、以及高校自身的筹资能力，将决定这套机制能否脱离始发者延续运转。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福布斯”（ID：forbes_china），作者：Forbes China，36氪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