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城市群，正在起势。
最近，武汉、长沙、南昌三城的“串门”互动，引发舆论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新一轮关注。与此同时，“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加快发展”被正式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当地媒体也高呼：“铁三角”冲刺中国经济“第五极”。
近几年，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所构成的“四极”格局已然明朗，它们恰好对应的是中国经济“东西南北”四大发展极。
如今，随着国家规划的明确背书，位于中部的“第五极”，也到了加速成型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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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长江中游城市群，也曾把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之外的“第四极”，作为发展目标。
2013年2月举行的首届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会商会，就明确提出，联手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
此后，2019年在合肥举行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第七届会商会再次提出：学习借鉴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先进经验，共同完善协作会商机制，携手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加快迈向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
转折点在2020年出现。
这年初，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明确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标志着成渝在“第四极”的争夺中优先获得国家战略倾斜。
一年后，《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明确“强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4极的辐射作用”，成渝的“第四极”地位由此得到权威确认。
此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目标也顺势调整。去年5月，武汉、合肥、南昌、长沙、太原、郑州联合发起《中部六省省会城市交通运输协同发展合作倡议》，明确提出携手构建中部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共同打造中国交通“第五极”。
至此可以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第五极”目标，也正式明确。而此次“加快发展”被写入“十五五”规划，意味着“第五极”的建设进一步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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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与过去相比，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协作版图正在经历微妙变化。
2015年批复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和2022年批复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都明确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范围限定在鄂、湘、赣三省，即以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的“中三角”，但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明确为长三角重要中心城市的合肥，也是一个重要的“编外”成员。
最具标志性的是，由武汉、长沙、合肥、南昌4市参与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会商会，自2013年至今已举办了十届。
但是，目前情况似乎在发生变化。一是，去年曾一度明确要举行的第十一届会商会，并未能如期召开。二是，此次“串门”，也仅限于武汉、长沙、南昌三城。
这或意味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实操层面的协作机制，正在经历调整。这背后，一方面，是合肥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角色日益吃重，战略重心必然有所侧重；
另一方面，新的协作模式，对长江中游城市群而言，可能也意在更强调与国家规划的精准对接，从过去较为宽泛的四城联动，转向更聚焦于“中三角”的深度融合。
这种更加聚焦、务实的方向调整，本身或意味着一种推进层面的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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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前“四极”，从地域文化、城市结构到产业协作等多方面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其实都更接近于一种“散装”状态。
比如，三省的产业结构相似度较高，也缺乏一个如北京、上海分别之于京津冀和长三角、在内部具有绝对引领能力的极核城市。
但是，这种相对扁平的分散状态和特殊区位，也意味着巨大的整合潜力和可以承担的特殊使命。
首先，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整体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中部崛起的成色。毕竟，在科技创新、城市能级、人口集聚等多个方面，长江中游城市群在中部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其次，作为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要地，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还事关东中西和南北的协调发展，也是推进国家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枢纽。
事实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加快发展”是专门放在“促进区域联动发展”中提出的，并明确要求，更好发挥跨区域联结型地区支撑带动作用。
同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实现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这意味着，在国内大循环重要性提升的背景下，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联结”价值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这一点，其实2024年召开的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也有一些密切相关的要求：加强与其他重大发展战略的衔接，更好融入和支撑新发展格局。
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对接，加强与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融合联动。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优化产业布局。建立健全区域内省际合作机制，提升区域协同发展水平。加强都市圈之间协调联动，更好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如果要归结到一点，这些要求其实就是要把长江中游城市群从地理区位上的“十字路口”，转化为承载更多要素流动和聚集的价值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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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具体如何实现？
首先，还是需要把创新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此次三城“串门”，最突出的议题也就是“科技创新”。
这一来是因为，科技创新资源相对富集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一个重要比较优势。二来也是因为，创新平台的布局和相关产业链的完善，都有相对更大的延展性和分工合作的空间。
“十五五”建议中也明确提出，要加强重点城市群协调联动发展，促进区域创新链产业链高效协作。
且从具体定为看，武汉、长沙、南昌，在科创、先进制造方面都有明确的优势。
同时，三座城市，又共同面临的一个尴尬是，作为大学生数量排名全国前十的高等教育重镇，大学生留存率却偏低。
那么，针对这一痛点，一个重要的发力点，就是当打破行政壁垒，围绕各自优势产业共建跨区域创新平台，让创新要素在三城之间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将人才培养和输出高地真正转化为创新的策源地。
在这个协作过程中，通过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创造更多本地化的高附加值岗位，就有望从根本上提升人才吸附力，从而把科创资源优势最大化兑现为实际的产业优势。
其次，要探索新的区域合作关系，重塑发展位势。
前面说过，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接南北，这是在全国19大城市群中，最突出的区位优势之一。但另一面，加之高铁等交通便捷，这也放大了发展要素的分散效应，也即被虹吸的程度。
典型如江西是全国唯一同时毗邻长三角、大湾区、海西三大国家级城市群的省份，湖南则有“深圳是第二省会”的说法。
那么，如何在人才输出和承接产业转移之外，找到第三条道路，即强化自身要素集聚能力，形成与周边区域的良性互动，当是必须突破的一大难题。
一个可能的路径是，充分发挥“联结”优势，强化“中三角”的整体协同水平，围绕区域共性资源和产业基础、综合交通优势，在与沿海发达地区的互动中，从单纯的承接产业转移，转向寻求更高水平的产业链分工协作。
如可以共同争取大型企业设立区域性乃至全国性总部，以“联结”为特色布局产业链、创新链，形成差异化发展优势。
说到底，就是将来自东部的创新资源、资本与中西部的市场、要素等结合起来，在做强“跨区域联结”这篇大文章中，开发新功能、创造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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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注意的一点是，考虑到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面积、人口规模，在武汉、长沙、南昌三大省会城市之外，也要重视发展一批有分量的“次中心”城市。
要知道，目前鄂湘赣三省GDP总量超15万亿元，占全国约11%，但武汉、长沙、南昌三市合计占比不足三成。这既说明省会带动能力有待提升，也预示着其他城市仍有巨大潜力。
“十五五”规划提出“培育发展若干区域性中心城市”，这一点，对于长江中游城市群而言，格外重要。
事实上，这方面长江中游城市群已经有不错的基础。如宜昌、襄阳、岳阳、衡阳、九江、赣州等城市，从GDP总量到产业和人口基础，完全有能力成长为支撑区域发展的“次中心”，在区域协同发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真正崛起的一大关键。这条路一旦走通，不仅将重塑中部的经济版图，也将真正让中国经济“第五极”的综合能级更加实至名归。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西部城事”，作者：西部菌，36氪经授权发布。
